张庆之告诉记者，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收集的书画作品中，有不少书法家创作了少数民族文字的书法作品，这些文字在一般人眼中本就如同天书，再加上书法艺术的变形，可难坏了长卷创作的组织者。最后只能把这样的作品拿到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请学者专家去“破译”和认定。
而少数民族古代文字的书法作品也激起了潜心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的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但对已有的作品进行一一认证、核对，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用少数民族古代文字创作了一批书法作品。如西夏文专家史金波书写的西夏文、张公瑾书写的老傣文等，都收录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之中。
中国少数民族古今文字已发现的有30多种，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佉卢字、粟特文、焉耆—龟兹文创制于公元前或公元2至3世纪。张庆之不无遗憾地说，有些文字失传已久，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再用书法的艺术形式去书写了。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中有27件作品，展示了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傣文、水文、女书、西夏文、八思巴文、东巴文、锡伯文等22种少数民族文字，这已经是能够写出书法作品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最全面展示。
这些民族古文字的艺术特色与汉字书法颇有相通之处，有的排列整齐，古朴苍劲;有的生动流畅，潇洒豪放;有的繁复端庄，落落大方。只是，多数的少数民族古代文字书法作品如果不加注释，根本无从辨认。但对一些少数民族古代象形文字来说，比对着注释再去看原文，倒也别有趣味。
水族文字水书写的是“粮满仓、牛满圈、果满树、树满山”，而原文上只有6个字符，都是象形文字。第一个字符像一根杆子下挑着两个谷穗，应该是“粮”，后面的字符应该就是画了个粮仓，而对应“牛满圈”的，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抽象化的牛头……
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中，有一种文字不但有民族属性，而且还有着“性别属性”，这就是女书。记者看到的女书书法作品，即便放在千奇百怪的少数民族古代文字之中，也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其笔画简单，有些像汉字篆书，又颇似象形文字，难怪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的陈其光教授用这种字书写的内容也是“千古奇文，华夏女字”。女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发现，它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和广西部分地区，是湖南省江永县妇女会书写的一种奇特的文字。女书记录的是当地群众使用的一种“土话”，只在妇女中流行。文字秀丽娟细，只有点、竖、斜、弧4种笔画，书写呈长菱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年轻姑娘都上学读书，没有人再学习女书，女书作为一种活文字也濒临灭绝。
《民族团结书画长卷》的绘画作品中很多是画家到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后创作的，满族画家赵凤琴4次入藏，投入真情实感创作了《藏南印象》，白族画家赵卫到云南西双版纳写生创作了《版纳印象》，壮族画家王国能在瑶寨创作了《瑶寨母爱图》，而纳西族篆刻家和向春篆刻了《56个民族名称》，这些都体现了各民族的和谐共处，相互欣赏与理解。《民族团结书画长卷》的书画艺术中饱含了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架起了一座和谐友谊的桥梁，也是留给各族人民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珍贵书画作品丰富《长卷》
北京作为清代的首都，形成了独具满族皇族书画特色的书画艺术。启功先生是清皇族爱新觉罗氏后裔，而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中，爱新觉罗氏的族人竟有30余位，涵盖了载、溥、毓、恒、启、焘6辈人。张庆之说：“由于特殊的清皇族背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多善诗文书画，其书画艺术在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书法家载鑫居住在新疆，溥杰、毓嶦、启骧等名家身在北京，书法艺术都自成一体;美术家金鸿钧、金连经、毓峘接受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继承宫廷、民间绘画技艺;毓崟、毓岚、毓峨、毓蕴华、金默如、金子燕等，把宫廷、民间技艺融为一炉……
溥松窗本名爱新觉罗·溥佺，他为《民族团结书画长卷》创作《松竹图》时已然卧病在床，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支起画桌完成的。画成不久，溥松窗就去世了，《松竹图》成为了他艺术生涯中最后的绝笔。
张庆之说，爱新觉罗氏6辈人30余位书画家作品的整体收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随着老一辈书画家的离世，今后整体收藏其艺术新作已不可能。
此外，《民族团结书画长卷》还收入了一些特殊人物的作品，比如曹雪芹后裔曹仪简左笔反书的《话红楼》，著名红学家端木蕻良的书法《香远溢清》，清朝最后一位顺承郡王文仰宸的《杜诗》，林则徐后裔郑林的《林则徐回疆竹枝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