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 东方现代绘画之父
出自:中国文化报 发表时间:2010/7/8 22:56:52 点击率:1654
300多年前的东方中国,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绘画史上涌现出了一批“抑塞不拔”的美术“怪杰”。他们在艺术上不苟合取容,敢于突破前人窠臼,将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融入书画之中,赋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八大山人就是以其精练纵恣的笔墨和独创的飘逸、冷峻画风,抒发他那倔强的不言之意,而受到时代的高度评价,并对后辈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而成为了中国乃至东方书画艺坛的革新巨擘。 300多年来,八大山人的书画艺术,从以石涛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们的推崇开始,至清中叶,扬州八怪在学习与借鉴八大山人艺术后所形成的别样风格,使得这些后来者们得以在美术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郑板桥“八大山人名满天下”的总结诗句,则让更多的艺术家们,对八大山人及其艺术作品顶礼膜拜。八大山人的艺术,成为了追求“现代”艺术的人们在黑暗中追求、探索的手中火炬。这种光芒四射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秉承八大山人艺术思想、方法的艺术家们的崛起,20世纪的齐白石、林风眠等一大批追随者们,又无不各自师八大山人心、师八大山人道,在承接八大山人那超越时空的“现代”艺术观念并得以开示后,各自成家,终于形成了另一座近现代绘画的群体高峰,这就是享誉世界的“海派绘画”。 然而,中国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也存在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做这门具有开拓性、冷僻的东方现代绘画之父八大山人的研究。 在我教学及研究所目及的美术史研究著作中,除了黄宾虹等极少数美术史论家的著作外,几十年来,所谓美术史的研究论著,在“史”与“论”两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文献、史料的挖掘公布,考证、考据手段的缺乏和运用,观点的阐释与逻辑的严密性等诸多方面,大都存在着或陈陈相因、或照搬西方的理论,生吞活剥,或人云亦云的诸多弊端和缺陷,鲜见有上佳的新发现、新观点、新思想、新手段运用的理论著作和研究成果。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做美术史的这些研究者,或许是一个懂得书画的艺术家,但他并不是一个懂得做“史”的专家,更不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理论家。这种研究,凭感情出发,在缺乏科学的治史手段和学养不足的前提下,其著作自然难以有深度。另一方面,那些做“史”研究和懂得做“考据”且治学严谨、理性的专家,又并不一定是一个专业的美术家。而更多的现实情况是,这些史学家们并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精力,放到美术史这一相对较小的研究课题上来。对于美术史中古代美术家们的研究,更是少见有史学家们的参与涉及。这就使得现阶段的美术史研究,或曰美术家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研究,陷入到不断地重复研究中。 萧鸿鸣的新著《八大山人在介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4月版),别开生面,给了我全新的感受。 鸿鸣是一位在美术实践上斩获颇丰的艺术家,又在明清史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研究经验,特别是他对于汉学体系当中“乾嘉学派”的推崇和继承,使得他的八大山人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学研究基础上。 《八大山人在介冈》以八大山人遗留至今的作品为依据,以最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地方志、时人的笔记、别集记载为出发点,秉承乾嘉学派的“朴学”精神,运用考据、考证手段,将“诗学”“禅学”与美术史、美术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重视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以此来考证和阐释“八大山人在介冈”的事实。该著作澄清了八大山人研究当中许多悬而未决和模糊不清的问题,推翻了以往八大山人研究当中存在的谬说,使八大山人早期出家的时间、地点、禅门世系、所交人物、事件等失落的十五六年历史,得以显豁出来。 《八大山人在介冈》作为美术史论著作,从“史”的角度出发,其考释谨严、准确,在“大历史观”的视角基础上,打通了文献、史料之间的藩篱,将证据、方法,乃至于问题的提出、怀疑所在,论证的全过程,完全展示于读者面前,使“乾嘉学派”这一科学的治学方法运用,在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论述下,最终解决问题,并得出全新的结论,为“乾嘉学派”在今后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个考据应用的实践范例。 《八大山人在介冈》坚持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原则,摈弃意识形态的左右,实事求是地对八大山人这个人物,对其艺术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阐释和论述,使其呈现出来的观点,具有全新和完全的独立意义。尤其是将“诗学”与“禅学”运用在八大山人研究上,为今后研究八大山人作品的思想,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拓展了一条全新的研究之路,其研究手段,不亚于本书的研究核心结论。 《八大山人在介冈》一书,虽在书名上只说“介冈”,但纵观全书,则是一部对八大山人50岁之前进行全面考证、阐释的著作,对八大山人在国破家亡后的30年间逃禅生活,给予了全面的论述和深入的介绍。书中通过对八大山人在介冈所创作的作品分期、风格阐释,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得出介冈是“海派绘画”祖坛的结论,是完全有理由的。 《八大山人在介冈》的问世,既是八大山人研究界一项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成果,又是江西地方史志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更是对明末清初诸多人物研究的贡献。书中首次公布的大量文献和史料,将对今后的八大山人研究发挥出持久而巨大的作用。该著作的出版,较之于当今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的众多书籍,是难得一见和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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