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庭坚《砥柱铭》天价成交谈起
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又多了一个历史刻度：2010年6月3日，北宋黄庭坚书法长卷《砥柱铭》(上图为其局部)于北京保利五周年拍卖会上，以4.368亿元人民币成交，创造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新的世界纪录。
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件，更是一个值得展开的话题。
学术的分量有多重
许多年前，就听说了日本有邻馆收藏并陈设有一些重要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听说了他们有意出让其中的一部分，也在境内外拍卖场上见过其中的几件，但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见到他们识之为镇馆之宝之一的黄庭坚《砥柱铭》出现在市场上。
因为是台湾人士策动从日本高价回购了《砥柱铭》，所以，便有了对黄庭坚书法有着数十年浸染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傅申先生洋洋两万言的文章。这篇文章坦陈作者对于《砥柱铭》从存疑到肯定的思想过程与心路历程，从中可以感受到推翻旧案的激越，又可以学到见微知著的谨严。我们也许因此而有了一个更大的收获，这就是：学术，是可以四两拨千斤的。
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力复兴至今，各门类此起彼伏，时领风骚，惟中国古代书画类进而不展，令人纠结，所以如此，就在于赝品之忧挥之难去。因为中国历代文物与艺术品收藏之文献基本阙如，少量存世者又多语焉不详。乾隆朝开始编纂的大型工具书《石渠宝笈》与《秘殿珠林》，虽然把关甚严，却对皇家涂鸦大开其门；虽然尽力考证，却也是闭门造车，不及勘正；虽然记录详实，终究是有文无图，难以定鉴。一个多世纪的外敌入侵、内乱频仍，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畸形发展，不仅建树甚少，且是国门洞开，大盗小偷，内外勾结，致使文物流失，损毁无数……如此，到了政通人和、国阜民富、上上下下都有收藏之期，中国古代书画也是重疴难起，开始是依赖几位健在老专家“临时碰头拿主意”而时有作为，却也时遭非议；然后是依仗《石渠宝笈》与《秘殿珠林》而不顾一切，大举前行，却不乏冒失之态。本来就不充足的学术力量或者所言无人听，或者所说不由衷，或者所为不着调，久而久之，中国古代书画市场基本处在自说自话状态，虽然相关图录也是引经据典，却是几与学术无关，最少是与当代学术无关。
此番黄庭坚《砥柱铭》的天价成交，应该是当代学术的一大成就。此前，关于黄庭坚《砥柱铭》的研究与评价并不令人乐观。这件北宋时期的作品到了南宋，即得大收藏家王厚之青睐，后为权相贾似道收藏。明代末期，又入了当时书画收藏鉴定大家项元汴法眼，项氏于其上钤盖有60余方印章，可见其珍惜程度。可是，到了乾隆时期，此作被认为赝品，人们对之有“诸多猜疑”。因此，这件重要作品一直为民间收藏，从未进入内府。所以，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鉴赏印中，没有一方历史公藏印信。而且，在这些年出版的关于黄庭坚书法著作中，或者不提及此作，或以存疑方式处理。因此，《砥柱铭》此番回流上拍，是有着极大风险的。也许是日本有邻馆多年来识之为重器，也许是傅申的考据文章做得有理有力，也许是学术界关于《砥柱铭》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一致，进入拍卖之后，虽然起价就是8000万，且竞价台阶以百万计、千万计，各方是互不相让，得手者最终更是以两个1000万而表现志在必得。这一结局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其价之高，还在于和这些年天价成交的那些文物与艺术品比较，很少有如其一般，不为历代内府所重，不为《石渠宝笈》与《秘殿珠林》所载，而有如此礼遇。这表明当代收藏界对于当代学术界的重视，但愿当代学人能不负众望、不违天时。
未来的空间有多大
《砥柱铭》在拍卖之前，质疑之声时有所闻，所疑在其身世；高价成交后，质疑之声亦有所闻，所疑在其身价。
去年，有两件宋代的书法作品过了亿元，一件是中国嘉德的《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以1.008亿元人民币成交；一件是北京保利的曾巩《局事帖》，以1.0864亿元人民币成交。这两件书法作品也都未曾入藏清宫，但都为当代鉴定大家徐邦达述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件作品有着相同的市场起点。
《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上有宋人手迹多则，知名度高者则是朱熹，所书不过数行，且不算经典。曾巩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书法作品传世不多，影响有限。与之相反，黄庭坚之《砥柱铭》不惟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之“宋四家”之一，且此作乃大字行书，卷帙巨大。一方是高头大卷，一方是只言片纸，就作品的体量大小与内涵丰俭而言，自不是一个等量级。以前者的价格而推论之，后者是足以高企数亿的。或者说，其高位成交是合情合理的。
重要的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无论如何，还远没达到其市场高度，因为其历史的悠久性、学术的深厚性、艺术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国力民情的匹配性等等因素给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推动力。
撇开中西双方博物馆所藏文物与艺术品不论，可以进入市场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就其质量而言，完全不亚于西方文物与艺术品，而双方的市场价位依旧处在不等位置，虽然其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多年前，记者在一份市场调查中，曾经类比过毕加索与齐白石。其时，二者作品的市场价位距离是40倍。如今，毕加索作品的最高价依然是2004年以1.04亿美元成交的《拿烟斗的男孩》，当时约合8亿元人民币；齐白石《可惜无声》去年的成交价是9520万元人民币，不计时间成本，双方的市场价位之差约为8倍。几年时间，双方的距离降低了5倍，但依旧处在不合理状态。《可惜无声》是齐白石首屈一指的作品，而《拿烟斗的男孩》并非毕加索的代表作，如果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娘儿们》与《格尔尼卡》面世，之间的距离一定会恢复到40倍甚至更多；目前，毕加索的一般性油画作品多以数百万美元交易，而齐白石的一般性作品还在5万美元上下波动，其间的距离还是40倍左右；毕加索的作品已经退位西方艺术品成交价前三名之后，齐白石的作品依旧是中国艺术品的市场标杆，这一进一退、一静一动，自然是距离的进一步拉大。
当然，我们可以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起步尚晚来自我解嘲，我们可以以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力尚没达到着力收藏的地步来自我宽慰，我们可以以中国的收藏者学术水平不高来自我消遣，我们甚至可以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学术力量没有关注市场、或曰双方结合不紧密来自我排解，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在未来还有巨大的空间，这空间既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更需要准备充足的人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学术的准备，否则，我们将因为幼稚而冲动、因为贫乏而茫然、因为忘形而失态，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学费。
在学术拓展的空间里，才会天高云淡，鹏程万里。
记者 邵建武
